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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后的战略调整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央在当前要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马克思曾指出，辩证法中对任何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必然包含着否定理解。

【3】但其促进生产发展的积极意义并没有持续多久。极为不幸的是，这些分析和判断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居然都成为了事实。

【5】经过多年的摸索，到这个时候，我国的国企改革才出现了转机。而所谓农业的规模经营及其高效益，也就是农业投入产出的最大化，却需要通过一系列现代产权制度的改革以建设一个健全而严谨的制度和法律体系作为其坚实的基础方有可能。在我国还出现了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出现超常速度和规模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广大农民阶层的收入却长时间增长缓慢。国企这段产权制度改革历史表明，如果我们不能破除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束缚，通过强有力的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起现代产权制度，无论是第一、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无论是工业、服务业，还是农业，即便你将所有权和承包权或经营权分开，搞什么承包经营制或是承包经营权流转都是不行的。这更方便他们能够出售自己的不动产，进而帮助他们拥有充足的资金迁往城市，与家人一起享受城市生活。

现行的产权模糊且不完整的土地制度对政府的强征强拆等强力剥夺式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也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移植了农业大包干做法，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工业生产似乎出现过一阵子上升。70年代末、80年代初，广东沿海地区出现三来一补企业（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种企业最大的特点是不需要花外汇储备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外商提供图纸、技术、原材料、中间产品和销售，我们的企业只负责加工这一环节。

雁行模式试图把不同国家产业体系的形成同它们发展国际贸易的进程相联系。第一，电子产业出口/总产值比≥50％，说明电子产品对国外市场有很高依存度（例如同汽车等行业相比）。六是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通过政府采购和其他财政和金融手段对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提供支持。中国作为加工者、组装者加入全球价值链，一方面提高了国家福利水平和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产业体系的对外依存度和脆弱性。

显然，大进大出范式的调整早已开始，现在只不过是进一步强调了范式调整的紧迫性。由于创新活动一定会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极大风险，市场机制不足以支持企业的创新活动。

适应性概念兼顾了效率与安全的考虑。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规模小于荷兰。第二，产品是面向国际市场的。这里还应该强调：国际大循环同国内大循环是相辅相成的。

由来料加工，中国的对外贸易又进一步提升为进料加工。如果在银行利息率是1％，你会预期每年利息大概至少有1000亿美元到2000亿美元的投资收入，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许多国家重大项目是需要用举国之力才能完成的。事实上，如何调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已成为我们对产业体系进行调整的紧迫挑战。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有多种形式的贸易，中国的贸易顺差基本上是由加工贸易提供的。但滥建高新区的势头必须抑制，对已建高新区应该加以整顿。

2019年中国的两大出口产品是电气机器设备（占出口总额的27％）和含计算机的机器（占出口总额17％）。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下降等等。

投资收入始终是正，而且越来越大。而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又具有两个突出特点：大力推行加工贸易和大力吸引FDI。地方政府和企业非常欢迎FDI， 用股份换取资金，好像我们自己不需要花什么钱。事实上，2006年，中国出口占GDP比达到35.21％的峰值，此后就开始持续下跌（图4）。但企业一旦盈利后，大量利润是要汇出的。一个国家必须在产业体系安全性同最大限度参与国际分工找到平衡。

一个循环是：中国贸易顺差产生的外汇（由于央行要维持汇率稳定）变成外汇储备的增加。这点同不少数学者所说的双循环、国内循环为主体意味着打通国内生产、流通的堵点的看法是一致的。

而双顺差所代表的资源跨境、跨时错配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一般贸易保持逆差，但由于加工贸易在贸易中所占比重很高，除1993年外中国按年度都是贸易顺差。

在中国目前的制度安排和外部环境下，外汇储备的增加，一般情况下意味增持美国国库券FDI是中国海外负债，FDI增加意味着资本输入，在中国的海外投资头寸表上，资产方主要是外汇储备，负债方主要是FDI累积存量。在参加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没有准备备胎。

在存在1美元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美国以FDI形式借给中国的1美元可以理解为是中国自己的钱。1978年外汇储备不到2亿美元。1985年宝钢一期工程完工投产，总投资85亿美元。例如，中国之所以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在西方实行经济封锁条件下，也可以生存、发展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这两个基本循环形式之外，还有四种相关的循环： 1. 外-内a型，一头在外，一头在内。中国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这一基本现实就决定了：一方面，在产业发展、产品开发等方面，政府不应过多干预。

第二，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支持。这样一种循环，既不使用外汇，也不创造外汇。

王建表示，当年他提出国际大循环的初衷是解决外汇缺少，难于解决国内技术改造的资金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8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16万亿美元。

国际生产网络是生产过程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导致的。靠投资收入维持经常项目顺差。中国产业体系的安全性或自主可控性主要取决于其对外依存度（生产和销售两个方面的对外依存度）的高低，而对外依存度的高低又是由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应变能力决定的。许多国家片面追求产业的高级化，产业结构畸重畸轻，一旦出现外部冲击，经济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

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大出口国。例如，通过申报获得产业政策支持的重大项目申报制度亟待改进：申报者没有机会成本、审查者没有必要的专业水平和激励机制。

中国政府应该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指导规则。这种全球价值链的布局的宏观经济结果则是使中国对美国维持大量贸易顺差，而对日本、韩国、台湾省这些中间产品供应者维持大量贸易逆差的微观基础（路风、余永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

参与国际分工和对本国产业体系进行的调整，应该是以不威胁本国经济安全为前提条件的。改革开放前，中国执行的发展战略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